主题：相约鲁豫 倾听她与老公的豪宅故事(组图)

“鲁豫有约”是一档有着极高收视率的对话栏目，目前在内地的播出权被平民湖南卫视独家揽下。还记得那个在温和与轻松的气氛中，娓娓对各位名人进行亲切访谈的女子，便是备受众人喜爱的名主持陈鲁豫。就是这样一个事业成功的女子，每个月总是频繁地背着个包，拉着一个箱子，在北京和香港两地的机场间穿梭着，为的只是和自己的爱人相守在一起。

今天，我们来个“有约鲁豫”，让她来告诉我们她和她初恋情人的故事。

一次，几个小伙伴在一起谈理想时，陈鲁豫说长大了想去卖冰棍。另外的两个小朋友都笑她，别人都希望自己是科学家、作家，你居然去卖冰棍，没出息。小鲁豫有些不好意思了，而朱雷则看着小鲁豫涨红的脸说：“我也是，我长大了也要卖冰棍！你做什么我做什么。”小鲁豫从心底升腾起一股温暖，这个小男生给了自己一种很踏实的安全感，看着朱雷盈满阳光的笑脸，她暗忖：他就是我的哥哥。

1989年，18岁的陈鲁豫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国际新闻专业，朱雷也考取了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。随着新学期的到来，那天，陈鲁豫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信，还没有打开，她就似有预见地猜到了信里的内容。是的，是他写的。陈鲁豫和朱雷的初恋，也就在那个书声朗朗的地方开始了。

他们像所有的学生恋人一样每天拉着手去自习，去图书馆，去食堂。朱雷每天负责去图书馆占座，去排队打饭，陈鲁豫跟在他后面像个小妹妹一样的乖，吃完饭之后他又抢着洗饭盒。陈鲁豫看到大部分的恋人都是女孩子洗饭盒，有一天她就对朱雷说：“雷雷，这是女孩子该做的事，让我来吧！”说着她就挽起了衣袖。朱雷一把拉住她：“鲁豫，不可以，我怎么可以让你受累？你听好了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我就决不能让你吃一丝一毫的苦，这是我爱你的原则！”陈鲁豫听话地把饭盒放了回去，但是朱雷没有看到，泪水已经从陈鲁豫清秀的脸庞悄然滑落——幸福极了容易哭。

我们13岁相识，18岁相爱，21岁分开。

9年后，我们重又相遇，终于明白，什么都不曾改变。

我们之间没有求婚的过程，因为没有必要。

我甚至觉得办结婚手续都多余。两个人在一起生活，要向别人申请，要盖章，我觉得别扭，而且，极不浪漫。

可是，我们还是要结婚。

那是2002年6月的一天，我在香港，他在北京，终身大事在长途电话中不到一分钟就定了下来。

我不想惊动太多的人，只把要结婚的事告诉了高雁，她兴奋不已：“你们什么时候办婚礼?婚礼内容我早就策划好了。主持人是文涛和许戈辉，地点在中国大饭店，舞台两侧设两块大屏幕，播放社会各界的贺词还有你们俩面对镜头袒露恋爱经过，初步定20桌，你们的亲朋好友，同事、广告客户……”

“怎么还有广告客户啊?”

“这么大的活动，起码200个来宾，没有广告，费用从哪来?”

我忘了这个茬。

在凤凰，高雁负责所有娱乐类的节目和大型晚会。她要按照电视晚会的标准来操办我的婚礼。

“我还没说完呢。”高雁两眼放光，像是在竞标春节晚会似的，“大厅里要铺上红地毯，你不是喜欢普京在就职典礼上走过长长的红地毯吗?咱们就铺一条比他还长的，你们俩穿着礼服款款地走上舞台。因为是婚礼，就不安排太多的文艺表演了，但歌手要有一、两个。你喜欢谁?”

“Celine Dion。”

“请外国歌手有难度，但通过唱片公司也不是没可能，只是费用太高了，不如考虑F4吧，他们可比Celine Dion红多了。”高雁两只手在那儿比比划划，一定是在算出场费。

“唉，你是在办我的婚礼吗?非弄成F4的歌友会不可。我的终身大事，风头不能让别人抢去。”

“对对对，F4一到，场面不好控制。那请谁呢?”

我被高雁煽呼得也开始认真琢磨起婚礼仪式了：“请羽泉吧，他们唱的《最美》，我们在车上老听，有纪念意义。”

“好，歌手定了，剩下的就是广告了。”高雁一脸轻松。

“广告好卖吗?”我有些担心。

“当然好卖。”高雁斩钉截铁，“光一个冠名权就能卖好几百万呢。”

“那得挑个好名字，我喜欢名表、首饰什么的，所以最好叫卡地亚、蒂芬尼、百达翡力或者江诗丹顿特约之《鲁豫婚礼》。”我竟然开始对这个空中楼阁心驰神往了。

“你先选个日子吧。”高雁这一提醒，我才想起来，我的婚事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

“你帮我打听打听，在香港结婚该找谁啊?我们想结婚了，可不知道该怎么结。”我说。

“那你的婚礼办不办哪?”高雁不依不饶，“可不能浪费了我这么好的创意。”

“我得和他商量商量。他特别害羞，一见大场面就晕。”

果然，在电话里一听说又是红地毯又是200人的大场面，他就已经紧张得结结巴巴了：

“那，那我走路一定会顺拐的，不如让我扛台摄像机边走边拍吧?!”

他是摄像，习惯于躲在镜头后面。

“不行!”我对着话筒大叫，“从现在开始，你要练习走红地毯。”

我豁出去了，婚礼看来是躲不过的。既然要办，索性就往大了办，照着奥斯卡的规模。

果然，在电话里一听说又是红地毯又是200人的大场面，他就已经紧张得结结巴巴了：

“那，那我走路一定会顺拐的，不如让我扛台摄像机边走边拍吧?!”

他是摄像，习惯于躲在镜头后面。

“不行!”我对着话筒大叫，“从现在开始，你要练习走红地毯。”

我豁出去了，婚礼看来是躲不过的。既然要办，索性就往大了办，照着奥斯卡的规模。

红棉道礼堂座落在公园中央，而公园夹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间。公园不大，两个人携手逛上一圈用不了15分钟，但公园的宁静却让人能立刻忘掉外面的车水马龙。这么说吧，哪怕你在附近的摩天大楼里工作了一天，此刻正一脑门子官司，一走进公园，也会有想结婚的冲动。

公园里有几个想必是来参加婚礼的人，各个脸上都是一副欢天喜地的神情。只有我和老公，手拉手神情肃穆地走着，看上去像是一对被包办婚姻捆住了手脚的不幸男女。其实，我们只是紧张。

我有一个毛病，对于教堂、机关和所有有象征意义的地方都充满敬畏，一旦身处其中常常会有不能控制的奇怪生理反应。有例为证：

1999年11月，我在伯利恒耶稣诞生地马槽教堂里因身体不适，加上被现场荷枪实弹的警卫弄得紧张无比，以至于腹痛难忍，几乎晕倒。

2000年年底我在纽约，星期日独自一人逛第五大道，路过一间教堂，突然心血来潮，想去参加周日礼拜，靠近上帝。而当悠扬的管风琴声响起，我随众人庄严起立准备咏唱圣诗时，不知中了什么邪，我竟然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冲动想要哈哈大笑。我被自己的疯狂吓坏了，急忙以最快速度冲出教堂，然后一个人蹲在路边放声大笑。上帝啊，请宽恕我!

扯得似乎有些远了，还是言归正传。